1959年“為曹操翻案”:曹操是農民起義繼承者

來源:鳳凰網 時間:2010-02-22 1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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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摘自《粵海風》2003年第2期 原題《蔡文姬〉是獻媚之作》

  核心提示:郭沫若還發表了一系列為曹操翻案的文章,一再強調“曹操對於民族的貢獻是應該作高度評價的,他應該被稱為一位民族英雄。”以一種奇怪的邏輯論證“曹操雖然 是攻打黃巾起家的,但我們可以説他是承繼了黃巾運動,把這一運動組織化了。”

  1959年,史學界、文學界突然掀起沸沸颺颺的為“曹操翻案”之風,歷經“思想改造”、“反右”、“拔白旗”、“史學革命”、“批判帝王將相”等一系列大小不等的運動之後,此番“為曹操翻案”並非發思古之幽情,而是大有來頭、大有深意。而郭沫若的歷史劇《蔡文姬》,則是其中的代表作。

  1959年2月初,郭沫若寫完了歷史劇《蔡文姬》,于4月中旬在《羊城晚報》連載;幾乎同時,3月23日的《人民日報》發表了他的《替曹操翻案》的文章。在此劇此文中,他熱情謳歌了曹操的文治武功,引發了對曹操翻案的熱烈爭論。

  在《人民日報》發表的《替曹操翻案》的長篇文章中,郭沫若對曹操作了系統的辯護和“翻案”。在這篇文章中他引用了1957年發表的毛澤東的詞《浪淘沙‧北戴河》,因為毛澤東在詞中有“往事越千年,魏武揮鞭,東臨碣石有遺篇”之句,肯定了曹操,所以郭沫若寫道:“毛主席在寫詞時因種種客觀事物的相同而想到曹操,想到曹操的東征烏桓,這是很值得注意的。”他認為曹操雖然鎮壓了黃巾軍但卻承繼了黃巾軍的事業,平定烏桓是得到人民支援的反侵略戰爭,“對於民族的發展和文化的發展有大的貢獻”……對曹操的殺人,他也辯解説:“當然曹操是殺過人的,不僅打仗要殺人,和他的法令相抵觸的人他也殺過。大家喜歡指責他殺了孔融(建安七子中的一子)。孔融是孔夫子的後人,這位先生的性情和主張,其實都是相當乖僻的。例如曹操禁酒,而孔融偏要嘲笑他,説‘桀紂以色亡國,今令不禁婚姻’。”不僅與曹操的法令“相抵觸的人”該殺,而且性情和主張的“乖僻”竟也能成為應當被殺的理由!在文章最後,郭沫若提出不僅要替曹操翻案,還要替殷紂王、秦始皇翻案:“總之,我們今天要從新的觀點來追求歷史的真實性,替曹操翻案;而且還須得替一切受了委屈的歷史人物,如殷紂王,如秦始皇,翻案。”[1]請注意,郭氏不僅提出要為曹操翻案,還提出要為他在1949年以前作為暴君批判的秦始皇翻案。此中意義,不言自明。

  《蔡文姬》説的是曹操從匈奴贖回蔡文姬的故事,對寫這出歷史劇的目的,郭沫若明確説道:“我寫《蔡文姬》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替曹操翻案。”他認為鎮壓黃巾軍農民起義確是曹操的錯誤,但“曹操雖然打了黃巾,但並沒有違背黃巾起義的目的”。而且,對曹操讓其子曹丕稱帝之事,郭沫若也認為:“曹丕稱帝後建元‘黃初’,這當然有五行説的含義,和譙縣出現過所謂黃龍有關,但和‘黃天當立’不也有一脈相通的氣息嗎?因此,我説‘曹操雖然是攻打黃巾起家的,但我們可以説他是承繼了黃巾運動。’”曹操在準備起兵反董卓時曾和工人一起打刀,郭沫若也讚揚説:“我是特別重視這件事的。因為在一千七八百年前的知識分子就能夠重視體力勞動,實在是件了不起的事。請想想看吧,我們今天有些比較進步的知識分子,就在一年七八個月以前,不是都還在輕視體力勞動,看不起勞動人民嗎?”[2]曹操在劇中被塑造成一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大公無私的人民領袖,國家在他治理之下呈現出一派太平景象。郭沫若借劇中人之口反覆頌揚道:“曹丞相愛兵如命,視民如傷。”“丞相去年遠征三郡烏桓,正是證明‘王者之師,天下無敵’。”“曹丞相的主張是‘天地間,人為貴’。”“如今‘馬邊懸男頭,馬後載婦女’的時代,已經變成‘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的時代。”人們“應該傚法曹丞相,‘以天下之憂為憂,以天下之樂為樂’。”“曹丞相為人是滿好的。別人都説他很厲害,其實他非常平易近人。”“還有他的夫人也落落大方,那位卞氏夫人真是好,她從來沒有罵過一次人,也從來沒有發過一次脾氣。”劇中還有一個場景是曹操的夫人卞氏一邊縫補被面,一邊對曹操説:“這條被面真是經用呵。算來用了十年了,補補縫縫,已經打了好幾個大補釘。”曹操對曰:“天下人好多都還沒被蓋,有被蓋已經是天大的幸福了。”[3]

  1959年正值大辦“人民公社”,《蔡文姬》中也將曹操當年的“屯田”比附稱讚。最初在《羊城晚報》發表的劇本中,還有男女農民齊唱“屯田歌”:“屯田好,屯田好,家人父子團圓了!團圓了!兵也耕,民也耕,兵民本是一家人。天下英雄誰最好,為民造福丞相曹!丞相曹!”[4]劇中最後一幕原有“賀聖朝”一詩以“天地再造呵日月重光”,“武功赫赫呵文采泱泱”,“萬民樂業呵四海安康”,“哲人如天呵鳳翥龍翔,天下為公呵重見陶唐”等詞句歌頌曹操,北京人藝的導演在排演過程中感到“賀聖朝”是以曹操為主,與劇名“蔡文姬”太不相協,與郭沫若商量後經田漢潤色,將其修改成為以讚美蔡文姬為主的“重睹芳華”。[5]

  與此同時,郭沫若還發表了一系列為曹操翻案的文章,一再強調“曹操對於民族的貢獻是應該作高度評價的,他應該被稱為一位民族英雄。”以一種奇怪的邏輯論證“曹操雖然是攻打黃巾起家的,但我們可以説他是承繼了黃巾運動,把這一運動組織化了。”[6]《蔡文姬》的演定本中最後一句是眾人齊呼:“祝魏王與王后韆鞦萬歲,萬歲韆鞦!”[7]但在1978年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沫若劇作選》時,此時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已被粉碎,郭沫若也將此句改為:“祝魏王與王妃韆鞦萬歲,萬歲韆鞦!”把“後”改為“妃”,此時這一字之易,卻也從側面説明為曹操翻案的意旨所在,頗堪玩味。

  一時間,文史學界出現了討論為曹操翻案的熱潮,如翦伯讚也發表了《應該替曹操恢復名譽》的論文。1959年8月11日,毛澤東在廬山會議嚴厲批判彭德懷及其“俱樂部”的講話中説:“秦始皇不是被罵了2000年嘛,現在又恢復名譽;曹操被罵了1000多年,現在也恢復名譽;紂王被罵了3000年了。”[8]

  郭沫若寫道,自己幼時發蒙讀過《三字經》,早就接觸到“蔡文姬能辨琴”的故事,但並沒有想到六十多年後卻把蔡文姬戲劇化。他承認:“我不想否認,我寫這個劇本是把我自己的經驗化了在裏面。”他的《蔡文姬》“有一大半是真的。其中有不少關於我的感情的東西,也有不少關於我的生活的東西。不説,想來讀者也一定會覺察到。在我的生活中,同蔡文姬有過類似的經歷,相近的感情。”可以説,“蔡文姬就是我!——是照著我寫的。”[9]或許,有種種類似的經歷、相近的感情,但郭氏想表現的最重要的經歷、感情是蔡文姬興奮地對曹操歌功頌德:“我自從回到漢朝,經過長安來到鄴下,一路之上,我所看到的都是太平景象,真叫我興奮。我活了三十一年,這還是第一次看到的。曹丞相對我的這番心意,我是越來越能領會了。我該做些什麼事情來報答他呢?”同時,為自己一直沉溺在個人悲歡中向曹操深深懺悔説:“我只沉淪于自己的悲哀,沒有餘暇顧及別人。我真是萬分有罪。”“我要控制我自己,要樂以天下,憂以天下。”感激曹操使自己擺脫了一己的悲痛,現在“我覺也能睡,飯也能吃了。我完全變成了一個新人。”[10]這完完全全全是對“資産階級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造”的語言。對此,郭沫若仍惟恐讀者不察,所以如前所述,在《蔡文姬》的單行本序言中還要借曹操在準備起兵反董卓時曾和工人一起打刀一事對“今天有些比較進步的知識分子”敲打一句:“我是特別重視這件事的。因為在一千七八百年前的知識分子就能夠重視體力勞動,實在是件了不起的事。請想想看吧,我們今天有些比較進步的知識分子,就在一年七八個月以前,不是都還在輕視體力勞動,看不起勞動人民嗎?”

  郭氏坦承,寫《蔡文姬》就是要為曹操翻案,為了表現“蔡文姬”們經過一番思想改造被曹操“拯救”成為“新人”:“從蔡文姬的一生可以看出曹操的偉大。她是曹操把她拯救了的。事實上被曹操拯救了的不止她一個人,而她可以作為一個典型。”[11]

  歷史劇于郭氏絕非“發思古之幽情”,從來都有鮮明的現實政治意義。當年的《屈原》確是反專制之作,而此時的《蔡文姬》,則是為自己曾有過的那種“個人主義”向權力者懺悔,是為權力者歌功頌德之作。總之,此劇絕非諷時之作,而是趨時媚權之典範。

  [1]郭沫若:《替曹操翻案》,1959年3月23日《人民日報》。

  [2]郭沫若:“序”,《蔡文姬》,文物出版社1959年版,第1、3、4頁。

  [3]郭沫若:《蔡文姬》,文物出版社1959年版,第16、17、34、48、44、35頁。

  [4]郭沫若:《蔡文姬》,1959年4月15日《羊城晚報》。

  [5]歐陽山尊:《從“賀聖朝”到“重睹芳華”》,1959年5月24日《文匯報》。

  [6]郭沫若:《談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1959年1月25日《光明日報》。

  [7]郭沫若:《蔡文姬》,文物出版社1959年版,第60頁。

  [8]李銳:《廬山會議實錄》,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7頁。

  [9]郭沫若:“序”,《蔡文姬》,文物出版社1959年版,第1頁。

  [10]郭沫若:《蔡文姬》,文物出版社1959年版,第43、48頁。

  [11]郭沫若:《談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1959年1月25日《光明日報》。

(責任編輯:楊彬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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